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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郊乡村产业发展管见

发布时间:2019/04/17

 

图为北京门头沟炭厂村打造的神泉峡旅游景区。资料图

近些日子在乡村转悠,看到新生经济的成长有点兴奋。产业的选择已成为社会和乡村同聚的焦点,对着这些“眼见为实”的例子,想说点所思所感。

就产业选择看,乡村旅游是一种现实出路。几十年的改革,新的发展因素毕竟建立起基础,市场机制下,要素总是自然流入资源洼地。恰逢此时,乡村旅游迎合着城市需求,利用乡村综合资源空间,企业家妙手连接城乡市场,置于其中,说服乡村,规划设计、投资改造、网络传播,获得了很好的产业效果。附着在这个“产品”上,优质农业产品、地方民俗文化和大自然多种恩泽,形成乡村发展的综合优势,市场就做开了。

其实说乡村旅游只是个代表。这样的条件环境,适应城市需求,以乡村和农业为背景,企业家主导,农民参与其中的,包括康健、文化、体育等多种城市需求内涵的新型融合型产业应运而生,风生水起、势如破竹、并快速成长。眼下的产业选择,没有比这个行当更合适,花开花落自有时。

就投资主体看,进入乡村的各种“势力”中,企业不是最强的,但投资效率最好,做到了有利可图,这恰恰是振兴的关键点,乡村有了效益。在北京郊区,“隐居乡里”“阿卡”“庄家”这类民营企业和“首旅集团”等国有企业都很活跃,其参与投资的乡村,都有明显变化和较大地发展,提高了村集体或相当一部分农户的收益。

企业这类投资,服务人群锁定“城市白领”,价格高出传统旅游多倍,设计和改建理念实用前卫,乡土文化、自然环境和标准化服务结合,成为投资成功的要诀。百姓受益水平随企业扩大而不断增长,喜上眉梢,美在心里,眼下是好处多多。

包括政府在内,在众多投资乡村的主体中,企业最为适宜,这主要是由主体的功能决定,什么功能干什么事。对乡村而言,政府“花钱”的政策选择,不要脱离公共服务的功能。在基层对不脱离公共性的政府投资,广受欢迎,嘉誉不断,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政府投资于生产需要谨慎,因其特性和特长都不在这里,即使公共服务,有条件借助企业性质的组织来承担的,也会比单纯行政性行为更为有效。政府政策的重心,是把多种力量协调在一起。

在各类企业选择中,民营比国有更具优势。观察实际效果,国有企业在精准性、经营性效果和管理精细化程度适应乡村的能力都不如民企。民企的本质在于灵活性特征,经济型特性、综合性特点,扎根乡村、快速反应、随时应变、随机协调,这些能力都比国企在适应乡村市场时有更多优势。民企的投资者一般也是直接经营者,自己直接感受投资效果,老总天天“泡”在村里,谈合作拉得下脸皮,讲标准敢瞪眼睛,亲手操作,手把手训练,这些国企老总做不来。乡村的分散性和农民性特点,国有经济时有水土不服的情况。

企业家中有两类人作用值得高度重视,一类是改革开放初期闯荡于城乡市场,办过企业,有过经营实践,甚至是发了财的,现在回到乡村,成为管理者,他们占有两头优势,一方面高度熟悉乡村环境和人性;另外经过在外历练,使他们高度认同并积极追求现代经济形式,有着按现代理念改造乡村的强烈主张。这种领头于乡村的基层干部,该用特殊政策给以肯定,以便招回更多的人。笔者所到之处,经济社会蓬勃兴旺的村庄,领头人中这类居多。

另一类是有专业经验、懂市场,能够理解乡村的民营投资者。其眼光独特,有某一方面特殊的专长,或懂规划设计、或懂土地政策、或专业从事过或十分熟悉网络经济。专业学问和实践经验、市场需求和资源要点、管理经验和性格特征,都具备将乡土资源和城市需求通过现代传播手段组织在一起的才能,尤其是肯于在乡村吃苦创业,不厌其烦帮助训练农民。对这类人该从他们的成就出发,给予特殊的政策奖励和支持,使他们顺利进入并愿意长期在农村留下来。

对正在乡村做事的人,笔者有三点建议:

不要寄托于去寻求特殊政策,可以争取,但不要依赖,尤其是纠结于产权和金融政策达到企业要求的程度不易。心生的怨气,只会降低自己的信心。关键是在实践中找寻产权创新的合理形式和金融合作新的路径。基层新的创造是新政策的基石。

不要急于求成,急功近利,更要防止毁于农民的愚昧和情绪。现在指责农民的言论多起来,农民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政策的情绪发泄于社会,这是不良征兆。让农民获利,以利诱导,手把手传授,农民会还以理智。

融合性产业的基础是农业和农村。在产业融合时最易忽略这个基础,旅游休闲越来越多,产业越来越偏出农业的方向而成为点缀,不真实的农业和乡村环境最终会影响产业效益。在农村不能丢农业,保乡村,还要做实农业。不用看得太远,农业要借助市场效益来加强,最重要的是形成具有优势的现代产业能力。虽是后话,虽也很难,但也要提醒,这是所以称为乡村的根本。